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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威奇譚:婆羅洲黃泉

如果不是親眼看見,我到今天仍然不相信,兩個降頭師鬥了兩年、放倒四十一個人,最後收場的是一箱即期的醫療用品。

而且是那種堆在鄉下診所架子上、兩年沒有人動過的東西。

更難堪的是,這整件事的起點是我宿醉,而我當時是醫學系六年級。

在開始之前,我必須先聲明一件事。

以下所有內容,都是沒有證據的多手轉述消息。

我沒有紀錄、沒有照片、沒有任何文件可以佐證。凡是涉及具體作為的部分,一律是我從別人那裡聽來的,而那些人多半也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。如果有任何一段讀起來像是我親眼所見,那是我文筆不好。

這一點在後面某一段會變得非常重要。


先講我為什麼會在婆羅洲。

阿威是去出差的,我不是。我是自己跟去的。

中鋼要煉鋼,煉鋼要錳。錳鐵是脫氧劑也是合金元素,沒有它煉不出堪用的鋼,台灣自己不產,長年靠進口,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有人出去看礦源。不是採購,是勘查:去看那個礦到底存不存在、品位多少、運得出來運不出來。派去的通常不是業務是工程師,因為業務看價格,工程師看「這東西到底能不能用」。

阿威就是被派去的那個工程師。地點是東加里曼丹,婆羅洲,從三馬林達沿馬哈坎河往上游走。

我那時候剛跑完一輪見習,學校放我兩個禮拜。我知道這件事之後講了一句我後來後悔很多次的話:「我也要去。」

我當時的說法是我可以幫忙,實際上是我想看紅毛猩猩。(我最後沒有看到紅毛猩猩。這件事我到現在還是有點介意。)

阿威只回我一個字。

阿威

然後隔了兩分鐘。

阿威你自己出機票

關於我喝酒這件事,得先說明一下,不然後面會顯得我這個人很有問題。

我在台灣幾乎不喝。真的,一年大概三次,而且都是別人生日。

但我一出國就會喝。我自己也解釋不了,大概是某種「反正沒人認識我」的心理。阿威跟我出去過四次,四次都遇到,所以他早就放棄勸我了。他勸過一次,在名古屋,那次之後他改成只講一句話。

那句話是:「你自己知道。」

我們在三馬林達等船等了三天。第三天晚上,我在旅館樓下遇到一群從蘇拉威西來的工程師,他們在慶祝什麼,拉我過去坐。我不太記得後面的事,只記得有一種用棕櫚做的東西,喝起來像椰子水,但顯然不是。

隔天早上我醒過來的時候,覺得自己的頭被人放在砧板上處理過。

阿威已經起床了,坐在窗邊看筆電上的地形圖。

「鎮上有診所。」他說。

「嗯。」

「走路十分鐘。」

我在床上躺著沒有動。

「⋯⋯你可以幫我去嗎。」

他從螢幕後面看我。這裡我必須說明:阿威看人的時候不太有表情,你完全無法從他臉上判斷他是要答應還是要罵你。我認識他二十年,這件事沒有變好過。

「拿什麼。」

「布洛芬。止痛消炎那個。」

「你是醫學生。」

「對。」

「你自己去拿。」

「我不能走路。」

他把筆電闔上,站起來,拿了鑰匙。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停了一下。

「你自己知道。」

他出門的時候是早上九點半。

他十一點四十才回來。


我聽到門開的時候,以為他迷路了。

他把一個塑膠袋放在桌上,裡面東西不少。我坐起來翻,布洛芬有了,還有電解質粉、一小罐薑黃的東西、兩瓶礦泉水。

「你買這麼多?」

「不用錢。護士給的。她說喝那個比較有用。」他指了指電解質粉,坐下來倒了杯水,「布洛芬配東西吃。」

(一個工程師在提醒一個醫學生非類固醇消炎藥不要空腹吃。這件事我後來想起來很多次。)

我一邊吞藥一邊問他為什麼去了兩個小時。

他沒有馬上回答。他把水杯放下,看著杯子看了大概三秒鐘。

(後來我知道,阿威做這個動作的時候,表示他在決定要不要講一件事。他多半決定不講。那天是少數的例外。)

「那邊有一批維他命。」

「什麼?」

「跟你在吃的一樣。」

我當時包包裡確實有一板B群。我出國都會帶,因為我知道自己會喝,而喝酒會消耗B群——這是課本第一年就會講的東西,我一直當成生活常識在執行。

「B群啊。那個很普通。」

「堆在架子上。」他說,「兩年沒動過。」

我完全沒聽懂這句話為什麼值得說。我頭很痛,而且我以為他只是在講一個冷知識。

「所以?」

「所以我問她為什麼沒人拿。」

他又停了一下。

「然後她哭了。」


拉特娜那年三十四歲,是那間診所——正式名稱是衛生所——唯一的護士。她一個人管三個村。

她是黑石村人,那是馬哈坎河上游一個三十幾戶的村子。她在三馬林達受過訓,考上執照之後被分發回來,但派駐點在下游的隆里安。

她的英文比尤瑟夫好得多。護理的教材大半是英文,術語尤其如此。

上游的人說她是下游的人。下游的人說她是上游的人。

這件事很重要,後面會再提到。

那批B群是兩年前一個公衛計畫配發的,一整批,連同宣導單張。計畫結束之後沒有人追蹤,單張發完了,藥留在架子上。她說她發過,一開始還挨家挨戶送。

沒有人吃。

「他們說,我們又沒有生病。」她後來跟我說,「他們說,拉特娜,妳讀了書就想教我們怎麼活。」

那天早上她會哭,不是因為藥。是因為前一天晚上她接到家裡的消息:她弟弟走不動了。

腳先麻,然後沒力,然後站不起來。跟村子裡另外四十個人一樣。

而黑石村的降頭師已經公開講了,這是下游隆里安的降頭師下的手。

「所以我弟弟躺在家裡,」拉特娜說,「而我在下游工作。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?這代表我家的人現在不能承認我是他們的人。」

阿威在那間衛生所站了兩個小時,聽她把這些講完。

我問過他為什麼站那麼久。

他說:「沒有別人聽。」


上游的船是隔天出發的。

船夫叫尤瑟夫,二十九歲,爸爸是達雅族,媽媽是爪哇人,在坤甸唸過兩年書,英文零零落落但夠用。他現在在三馬林達開民宿,我們還有聯絡。這篇東西裡我沒親眼看到的部分,大半是他告訴我的。

船是那種細細長長、屁股掛一具小馬達的木船,當地話叫「哥聽聽」,因為馬達的聲音就是這樣。開起來像一台在水上除草的機器。

那趟開了十一個小時。

我全程都在,而且全程都很不舒服。不是因為宿醉——宿醉早就好了——是因為那條河兩岸的樹會倒下來架成拱,光從縫裡漏進來,看久了會暈。

阿威一路上只做了兩件事:看水,還有記筆記。

「你在看什麼?」

「水。」

「我知道你在看水。你在看水的什麼?」

他沒回答。

「你有時間看水,不如幫我看有沒有紅毛猩猩。」我說,「我來這邊這麼久了,連一根毛都還沒看到。」

他也沒回答。

過了大概二十分鐘,他問尤瑟夫一句話。

「這條河以前是不是比較清。」

尤瑟夫說是。以前很清,現在上游有礦,雨季會濁。

阿威點點頭,然後就沒有再講話,一直到傍晚靠岸。

我們是黃昏到黑石村的。碼頭上站著十幾個人,遠遠看著船進來。

沒有人揮手。

尤瑟夫說,他那時候就覺得不對:「他們看我們的樣子,不像在看客人。」

我沒有那麼敏銳。我當時只覺得那些人站得很奇怪。

——後來我才明白,那是因為他們有一半的人站不太穩。


村長叫亨德拉,五十幾歲,是村裡少數印尼語講得好、而不是只會達雅語的人。他把我們安置在村邊一間空屋,晚上煮了飯。

白米飯,配鹹魚跟辣椒醬。

阿威吃了兩口就停下來。

「村子以前吃什麼。」

亨德拉愣了一下,說以前吃西米,還有樹薯、河魚、野菜、山豬,看季節。現在礦區的補給船每個月來兩次,白米很便宜,泡麵更便宜,年輕人喜歡。

阿威點點頭。

「補給船哪一年開始的?」

亨德拉想了想,說是探勘開始那一年。

阿威把碗放下。他沒有再吃。

(我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那兩個問題有什麼意義。我還在想紅毛猩猩。)

那天半夜有人敲門。

是亨德拉,帶著兩個男人,抬著第三個。躺著的那個二十出頭,眼睛睜著,人是醒的,但腿不會動。他一直說有東西在燒他的腳,燒到膝蓋。可是把腿翻過來看,皮膚是好的,連紅都沒紅。

亨德拉說,這是下游那邊的降頭師下的。

我承認我當下起了一身雞皮疙瘩。那個人的表情不是裝的,他是真的在痛。

我甚至做了一點事——我請尤瑟夫幫我問了幾句,問他什麼時候開始的、有沒有發燒、能不能感覺到我碰他。我摸了他的腳背動脈,還可以。我壓了他的小腿肚,他喊痛。

然後我就沒有然後了。

因為我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:這大概是心因性的。房間裡有燒過的東西的味道,所有人都在講降頭,而我是一個聽不懂當地話的外國人,在半夜的高腳屋裡。

阿威蹲下去,按那個人的小腿,從腳踝一路往上按,按了很久。他沒有說話。


人抬走之後,屋子裡的氣氛很僵。

我為了打破那個沉默,講了一件我學長跟我講過的事。

我說,我們有個學長在南部的醫院,他跟我講過,他們那邊有時候會遇到乩童來看診。有一陣子他們開B群給幾個常來的——沒有什麼特別理由,就是一般的營養補充,那幾個人本來就吃得很差。

結果過了幾個禮拜,那幾個乩童跑回來抱怨。

我學長問他們怎麼了。

他們說:吃了那個以後,好幾天都沒辦法進入狀況,請不上來。

我講完自己先笑了。我說你看,連神明都怕維他命。

阿威沒有笑。

他坐在那裡,手還擱在膝蓋上——就是剛剛按過那個年輕人小腿的那隻手——低頭看著地板。

看了大概十秒。

然後他抬頭問尤瑟夫一個字。

「他們的話,『麻』怎麼講?」


兩派降頭師的恩怨,是拉特娜後來講給我聽的。

上游黑石村這邊的叫蘇萊伯,七十幾歲,瘦得像一把柴。下游隆里安那邊的叫瑪妮嬸,五十上下,做這行三十年。

兩邊的仇是祖父輩傳下來的,原因早就沒人講得清楚,大概是某一年的水、某一次的婚事、某一條界線。三代下來,恩怨變成一種制度:誰家有人病了、瘋了、死了,一定是對面下的手。

原本這種事有個上限,因為以前中降頭的人不多。

「以前一年也就三、四個。」拉特娜說,「這兩年不一樣。我算過,四十一個。」

四十一個。三個村子加起來不到六百人。

而且症狀高度一致:先是腳麻,然後腳沒力,走路不穩,有人心悸;嚴重的會混亂、看到不存在的東西、記不得剛剛講過的話。

兩邊都說是對面下的手。蘇萊伯說瑪妮嬸在河裡下了東西,瑪妮嬸說蘇萊伯在風裡下了東西。然後兩邊就開始鬥。

不是電影那種鬥。是儀式、是咒、是把東西埋在對方村口、是半夜在河邊燒東西。

但影響是實的。兩個村子斷了往來,通婚停了,交易停了,連衛生所都被上游的人罷看,因為拉特娜派駐在下游。

「我跟他們講過。」拉特娜說,她的聲音沉了下去,「我跟他們講過很多次,這不是降頭,這是病。我念過書,我知道那是什麼。」

「他們怎麼說?」

「他們說,妳是下游的人。」


礦權的事,是阿威自己看出來的。

第三天,卡亞礦業的人來了。三個,坐快艇,穿有領上衣,帶著平板電腦。他們對阿威很客氣,講英文,簡報做得比在台灣時更漂亮,鑽探資料一頁一頁翻。

阿威問了三個問題。

第一個:這片礦的地,登記在誰名下。

第二個:兩個村子的同意書,誰簽的。

第三個:補償金付給誰。

(我在場。我可以作證,那三個人的臉色是從第二個問題開始變的。)

答案我後來也查到了,不難查,印尼的礦業執照是有公開紀錄的。那片礦露頭橫跨兩村傳統領域的交界。補償金談了兩年,談不攏,因為兩邊都說那塊地是自己的。

而兩邊互相指控對方下降頭的次數暴增,就是從補償金開始談的那一年開始的。

「所以是礦業公司在中間搞?」我問阿威。

「不是。他們沒那麼閒。」

「那是什麼?」

他把筆記本翻過來推給我。上面是這幾天記的東西,條列式,字很醜但排得整齊。

「你看年份。」

「補給船是探勘那年開始的,一個月兩班,兩年沒停過。補償金也是那年開始談,談到今天沒結果。中降頭的人數同樣是那年開始跳——以前一年三、四個,這兩年四十一個。」

「三件事,同一年。」

「所以是巧合?」

「三件事同時發生一次,是巧合。」他說,「同時持續兩年,不是。」

「那你覺得是哪一件?」

「不知道。」他把筆記本收回去,「但不會是補償金。補償金談不攏,人不會腳麻。」

我那天晚上躺在那間空屋裡,把那三個年份想了很久。

想不出來。


第五天,兩邊真的打起來了。

起因是黑石村有個小孩死了。八歲,發燒三天,送不出去,河上正好漲水。蘇萊伯當眾說是瑪妮嬸動的手。當天下午,上游的男人們拿著東西上了船。

四艘船,二十幾個人,順流而下。

我本來不想去。

這不是膽小,是基本的常識判斷。一群怒氣騰騰、而且跟我完全語言不通的人,要順流而下去找另一群同樣怒氣騰騰的人理論——我擠在中間那條船上能幹嘛?我把這個道理跟阿威講了一遍,講得很有條理,自己聽了都覺得無懈可擊。

他聽完,說:「他們會談。」

「什麼?」

「二十幾個人。」他說,「這個村子成年男人有六十幾個。真的要打,不會只來二十幾個。」

我問他憑什麼這麼確定。

「我不確定。」他說,「但要去講理的人會帶頭人,要去打架的人會帶全部。他們今天帶的是頭人。」

然後他說了一句:

「你去比較好。」

——然後我就沒話講了。

因為那條河上、那個下午,方圓幾十公里之內唯一受過急救訓練的人是我。不是醫師,執照都還沒有,但我壓得住出血、我知道什麼傷不能搬動、我認得休克長什麼樣子。

真的動起手來,有沒有這個人差很多。

我在心裡把整套推託的說法又過了一遍,發現沒有一條站得住。

「⋯⋯我東西要拿。」

「我幫你拿了。」

他手上提著我的包。他早就打包好了,連我的水都裝了。


在隆里安的碼頭,兩村的人隔著三十公尺對峙。瑪妮嬸站在前面,手上拿著一束燒著的東西。蘇萊伯站在對面,一句一句地喊。

我聽不懂任何一個字,但那個音量我懂。

然後阿威走到中間。

不是英雄那種走中間。他是慢慢走過去的,走到兩邊中間,停下來,什麼也沒說。

他手上拿著一個東西。

血壓計。就是他行李箱裡那台。

他站在兩個村子中間,把那台血壓計舉起來,對著雙方,像舉一面旗子。

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。沒有人動。

我站在船頭,一邊看一邊在腦子裡清點:我帶了什麼、我沒帶什麼、最近的衛生所在下游二十分鐘。

(這大概是我那五天裡第一次做對的事。不是因為我勇敢,是因為那個當下我沒有別的事可做。)

然後他說了一句話,尤瑟夫翻過去。

「兩邊都有人腳麻,對不對。」

那一刻河上很安靜。

因為兩邊都有人腳麻。


那天晚上,阿威在衛生所待到凌晨。拉特娜剛好回來輪值。

我也去了。主要是因為那間空屋只有一盞燈,而我不想一個人待在裡面。

他先問她要病歷。她說沒有病歷,只有一本手寫的記錄本。他說可以,借他看。

然後他就坐在那裡看,一頁一頁,從頭看到尾,看了四個小時。

中間他抬頭問了我一個問題。

「你那天講的那個乩童。」

我一時沒反應過來。「什麼?」

「吃了B群以後請不上來的那個。」

我完全忘記我講過那件事。那只是一個笑話,我在很多場合講過,通常放在酒過三巡之後。

「那個是笑話。」我說。

「你說他們吃了以後,好幾天沒辦法進入狀況。」

「對。」

「那反過來呢?」

「什麼反過來?」

「不吃的時候,是什麼狀態。」


我在那個當下沒有回答他。

我坐在那間衛生所的塑膠椅上,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。

然後我開始一件一件想:碼頭上站不穩的十幾個人。半夜那個說腳在燒的年輕人。四十一個病例。一模一樣的症狀。兩年。

還有那句「請不上來」。

「四十一個人。」我聽見自己說,「同一個時間、同一個地方、同一種症狀。」

阿威沒有動。

「這種東西我們有個名字。」我說,「叫群聚。」

「原因通常是什麼?」

「感染、中毒、環境暴露,還有——」

我停下來了。

「還有什麼?」

「營養。」

我聽見自己講出這兩個字的時候,手指是冷的。

阿威把記錄本轉過來,推到我面前,翻開的那一頁是他自己抄的。上面只有三行,字很醜:

一,補給船,第一年。 二,白米,泡麵。 三,四十一個,兩年。

「他們的米,是碾過的白米。」他說。

然後他就不講話了,看著我。

我坐在那間衛生所裡,看著那三行字,把我從大三讀到大六的東西,終於在那個當下串成一條線。

精製白米在碾製過程中會去掉米糠跟胚芽,而維生素B1——硫胺——幾乎都在那裡面。傳統飲食的多樣性會補回來,但如果一個族群的熱量來源突然集中到精白米跟泡麵,而且持續好幾年,B1會慢性缺乏。

缺B1的病叫腳氣病。不是香港腳。這個字據說源自僧伽羅語,意思是「我不能、我不能」,因為病人走不動。

它的症狀是:手腳末梢麻木、感覺異常、肌肉無力、下肢先發作;嚴重的心悸、心衰竭;再嚴重的會侵犯中樞,造成混亂、記憶錯亂、眼球運動異常。那個階段有另一個名字,叫韋尼克腦病變。

十九世紀末,日本海軍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水兵得這個病。軍醫高木兼寬把伙食從白米改成麥飯,腳氣病幾乎消失。

陸軍不肯改。

因為陸軍軍醫部的頭是森鷗外——對,就是寫小說的那個森鷗外。他剛從德國留學回來,滿腦子細菌學,堅持腳氣病是傳染病;而且他認為白米是士兵僅有的享受,不該拿走。

日俄戰爭期間,日本陸軍病死於腳氣病的人數是兩萬七千。

為了對付那個並不存在的細菌,軍中配發了一種以木餾油為主成分的藥丸,叫「征露丸」——征討露西亞的意思。它對腳氣病一點效果也沒有,因為腳氣病不是細菌造成的。

但它很會止瀉,所以活了下來。

現在它叫正露丸,藥妝店還在賣。

我大學讀到這一段的時候,曾經非常不客氣地在心裡罵過森鷗外。

荷蘭人在爪哇也栽過同一個跟頭。

這些東西我全部都會背。我考試考過,我在課本上劃過線,我甚至知道台灣早年也有。

而我在那個村子裡待了五天,想的是「心因性」。

因為所有人都跟我說那是降頭。

而那個乩童的笑話,是我自己講的。


阿威等我把整件事講完。他從頭到尾沒有插話。

我講完之後問他:「你什麼時候知道的?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什麼?」

「我不知道那個病叫什麼。」他說,「我只知道你那個笑話,跟這裡是同一件事。」

他把記錄本收起來。

「名字是你想出來的。」

(我後來想過很多次:那個笑話我至少講過十遍,在十個不同的場合,每次都有人笑。

沒有人問過我「那反過來呢」。

阿威問了。)


我在那間衛生所又坐了一會兒,把整條線從頭走了一次,然後想到另一件事。

「等一下。」

他抬頭。

「如果這是真的,原因就是補給船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補給船是礦區開的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所以我們等於是在說,把整條河的人搞成這樣的是卡亞礦業——而他們現在還在跟這兩個村子談補償金。」

阿威沒有回答。

「這會不會擋到人家財路?」

他把記錄本收好,站起來。

「好問題。」


十一

接下來三天的事,講起來很不像冒險故事,因為它幾乎全是行政程序。

而行政程序的第一步,是打電話。

村子裡沒有訊號。方圓十幾公里唯一收得到的地方是村子後面的山脊,走上去四十分鐘,最後那段要抓著樹根爬。

我跟他一起上去。爬到一半我就後悔了,但我不想一個人退回去。

到山脊上的時候,他把手機舉起來,轉了半圈,找到一格。

然後手機開始震。

震很久。一直震。

我在旁邊喘氣,看著他站在那裡等訊息進來。那個畫面我現在想起來還是很好笑:一個台灣工程師站在婆羅洲的山脊上,腳底下是一整片雨林,而他的手機像壞掉一樣抖個不停。

「有東西嗎?」我問。

他在看。

「我是說,好不容易上來一趟。」我一邊喘一邊說,「有沒有收到什麼有用的資訊?公司回了沒?還是辦事處那邊有——」

「有。」

「有什麼?」

他把手機轉過來給我看。

四十七則。

全部都是群組。

我一則一則往下滑。Zephid 問了十一次,樂樂九次,Jimtim 六次,世勳四次,剩下的是各種變形:有人問「威哥今天吃什麼」,有人問「晚餐決定了嗎」,有人直接開了一個投票。

四十七則,沒有一則跟工作有關。

「⋯⋯這就是你收到的東西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在婆羅洲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爬了四十分鐘。」

「嗯。」

他低頭打了幾個字,按了送出,然後把手機貼回耳朵上,開始撥給辦事處。

我後來翻過群組紀錄。他那天回的是兩個字。

阿威小杜

第一批藥是衛生所架上那批。兩年沒動過,離到期還有八個月。

第二批是阿威跟三馬林達的駐外辦事處要的。他要維生素B群複方錠,要量,而且要快。辦事處問他要幹嘛,他說工安物資。辦事處說沒聽過這種工安物資,他說現在有了。

(我後來問他這樣報帳過不過得了。他說「過了」。我問怎麼過的,他說「我寫了報告」。我問報告怎麼寫的,他說「照實寫」。這件事我至今沒查到那份報告長什麼樣子,中鋼也不可能給我看。)

問題是怎麼給。

因為沒有人會吃。上游的人不吃下游護士給的東西,下游的人不吃上游來的東西,兩邊都不吃外國人給的東西。而拉特娜兩年前已經試過挨家挨戶送,失敗了。

阿威想了一個晚上。

隔天他做了三件事。

第一,他把兩個村子的儲水槽——水泥砌的,各一座,全村飲用水都從那裡取——的水質查了一遍。沒有水質報告,所以他自己測,用他帶來勘礦的那套檢測工具。

第二,他問了我一個藥理問題:B群是不是水溶性的,過量會怎樣。我跟他說是水溶性,過量的部分會從尿裡排掉,而且我跟他說了那個安全邊際有多寬。

(這是一個一般性的問題。任何人都可以問,任何藥師都會回答。我要強調這一點。)

第三——

第三件事我不知道。

我要在這裡非常小心地說明當時的情況。

那天晚上,阿威把測完的數據收起來,然後說:「我要跟你講一件事。」

「等一下。」我說。

他停下來。

「你要講的那件事,」我說,「會不會讓我變成知情的人?」

他想了大概三秒。

「會。」

「那不要講。」

我必須解釋我為什麼這樣講,不然這看起來像是我在推卸責任。事實上這確實是我在推卸責任,但推卸得有法律基礎。

我那時候是醫學生,受過一整套關於通報的訓練。有些事情你一旦知道了就有義務往上報,而在那個地方,往上報的意思是:報給省衛生局,然後等六個月,然後那六個月裡再死幾個人。

我不想面對那個選擇。所以我選擇不要知道。

「你不要跟我說你要做什麼。」我說,「你只要跟我說一件事:你要做的事,會不會有人受傷。」

「不會。」

「那個東西過量會怎樣,你剛剛已經問過我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我什麼都沒聽到。」

他點點頭,拿起袋子走出去。


以下這一段,是沒有證據的多手轉述消息。

我聽說——注意,是聽說——那兩天有人把一批維生素B群磨成了粉,分批投進兩個村子的儲水槽,以及衛生所的飲用水桶。

我聽說那個人沒有問過任何人。

我聽說他事後被問到這件事的時候,只講了一句話:「如果我錯了,他們就是尿比較黃。如果我對了,就沒有人要再死了。」

以上我都無法證實。

當時我在屋子裡睡覺。


十二

第四天早上,村子炸開了。

不是因為有人好了。是因為所有人的尿都變成螢光黃色。

核黃素——維生素B2——過量的部分會從尿液排出,而它本身是強烈的黃色螢光物質。喝下去八小時後,尿會變成一種很不自然的、亮得像廣告燈箱的黃。

三個村子,六百個人,同一天早上,尿變成金色的。

(核黃素過量會讓尿變黃,這是常識,我在那個藥理問題裡順口提過。但我沒有想到六百個人同時發生會是什麼場面。)

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早晨的聲音。有人跪下來,有人哭,有人跑去敲蘇萊伯的門,有人上船要往下游去問瑪妮嬸。兩邊的降頭師各自被自己的村民團團圍住。

而兩個人的臉色,根據拉特娜的描述,是一模一樣的。

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尿也是金色的。

(拉特娜講到這裡笑了很久。她說她那天早上一個人在衛生所笑到必須坐下來。她說她等這一天等了兩年。)

我去找阿威的時候,他在修衛生所的發電機。

「外面在暴動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不出去看一下?」

他從發電機底下滑出來,手上都是油。

「這台不順很久了。」


十三

真正危險的時刻是第五天傍晚。

上游有一群人不接受。他們認定金色的水是外國人下的手——這個推論非常合理,因為那確實是外國人下的手——而那個外國人就住在村邊那間空屋。

(我那時候心裡想的是:誰會沒事跑到人家的國家,下一個把尿變黃的咒?這什麼降頭,金尿降?要多喪心病狂才會去開發這種東西。)

我當時在屋子裡,在收拾東西。

他們來了七、八個人,帶著東西。

我這輩子沒有那麼害怕過。我想拉阿威從後面走,但他在整理他的檢測儀器,動作不快也不慢,像是完全沒有注意到門口站了七個人。

領頭那個朝屋子裡扔了一樣東西。

是一把柴刀。不是要砍人的那種扔法,是要把它扔進屋裡、扔到腳邊、讓你知道下一次就不是這樣的那種扔法。

刀在空中翻了兩圈。

阿威伸手把它接住了。

不是接刀刃,是接柄。他側身,手往下沉,順著刀翻轉的方向讓了半拍,然後在柄轉到最低點的那一瞬間握住。整個動作大概半秒。

我腦子一片空白,只記得那個聲音。啪的一聲,很乾脆。

然後他把刀反過來,刀柄朝外,遞還給那個人。

那個人沒有接。

所有人都沒有動,包括我。

我那時候真心以為他要講一句什麼很重的話。

他說:「要不是我自幼受過嚴格的匹克球訓練,剛剛那一刀下去,我這隻手就廢了。」

我等尤瑟夫翻譯。

尤瑟夫沒有翻。

「你翻啊。」我壓低聲音說。

「我不知道那是什麼。」尤瑟夫說。

(我後來查了,印尼語的匹克球就叫匹克球,他們沒有另外翻譯。所以就算尤瑟夫翻了,那七個人也一樣不會懂。這件事我沒有告訴阿威。)

那七個人最後走了。不是因為那句話,是因為蘇萊伯剛好在那時候趕到。

他是跑來的。七十幾歲的人,跑了一整段河堤。

他站到阿威前面,對著自己村子的人講了很長一段話。

尤瑟夫只翻了最後一句。

「他說:『我的腳,不痛了。』」


十四

蘇萊伯當天晚上渡河去找瑪妮嬸。

三代人第一次。

他去問的不是「妳做了什麼」,他去問的是「妳的人也這樣嗎」。

兩個降頭師坐在隆里安的碼頭上,面對面,一整個晚上。沒有人知道他們談了什麼。我遠遠看過去,兩個老人就那樣坐著,中間擺著一個水桶。

十天之後,三個村子的四十一個病例,有三十四個明顯改善。

剩下七個沒有。其中兩個是別的病(一個是糖尿病神經病變,一個後來確診是中風),另外五個是不可逆的——B1缺乏拖太久造成的神經損傷,補回來也回不去了。

這一段是我做的評估。我把每一個人都看過,前後各一次。這是我在那裡做對的第二件事,而且這次是我自己想到要做的。

拉特娜說,那五個人裡面,有三個是她兩年前寫報告時就通報過的。

「如果那時候有人聽我的話。」她說。

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這句話。我到現在都不知道。

她弟弟是那三十四個裡面的一個。


十五

礦的事,阿威給了公司一份報告。

結論是:不建議開發。

理由不是礦不好。那片錳鐵礦的品位確實不錯,他在報告裡寫得很清楚,還附了自己測的數據。

理由是運不出來。

「所以你是因為村子才不推薦?」我問他。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是因為什麼?」

「運不出來。枯水期河道只有一公尺出頭,載重的駁船進不來。要進得來就得整治河道,整治的錢比那片礦十年的產值還高。」

他講得很順,像是已經算過很多次。

「那村子呢?」我問,「你有沒有把村子寫進去?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為什麼?」

他想了一下。

「拉特娜跟我講過一句話。」

「什麼?」

「她說這裡如果開礦,她要照顧的人會從六百變成三千。」他說,「她還是一個人。」

我沒有接話。

「這個沒辦法寫進報告。」他說,「公司不收這種理由。所以我去找了另外一個。」

「運不出來。」

「那是真的。」他說,「我算過三次。」

「那如果運得出來呢?」

他沉默了大概五秒。

「那我會再想。」

我看著他。

「你這樣每次都做白工,以後是不是只能去廷燁他家挖。」

「他家有礦。」

「我知道他家有礦,」我說,「但也不能這樣。」

卡亞礦業那邊當然不高興。但那不是我的故事。他們後來換了別家買主,案子最後不了了之,那片礦到今天還在那裡。


十六

要走的那天,三個村子的人在碼頭上等他。

蘇萊伯帶了東西來。是一整套的黃銅鑼,達雅族的,他家傳的,至少有一百年。瑪妮嬸帶的是一把刀,鞘上刻著東西,也是家傳的。

兩個人一起把東西放在阿威腳邊。

阿威沒有拿。

他透過尤瑟夫講了一段話。這段話尤瑟夫記得非常清楚,因為他必須一句一句翻,而且中間問了阿威三次「你確定要這樣講?」

阿威說:

「這些我不能拿。」

「你們的水槽要修。上面沒有蓋子,雨季會進東西。而且你們沒有做過水質檢測,以後有人生病,你們還是會不知道為什麼。」

「我們中鋼有一間子公司,叫中宇環保工程,做水處理的。上市公司,代號一五三五。他們在越南跟印度都有分公司,印尼很近。」

「你們去找他們。」

尤瑟夫翻到這裡的時候,蘇萊伯問了一個問題: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?

阿威想了一下。

然後他講了這輩子最長的一段話。尤瑟夫說,長到他一度以為換了一個人。

「我們中鋼去年每股虧兩毛九。」

「一百三十二萬個股東在等。」

「你們裝一套水處理設備,不會讓中鋼變賺錢。但是我回去可以跟他們說,這趟不是完全沒有。」

「而且你們真的需要。」

碼頭上沒有人聽得懂前面兩句。尤瑟夫說他翻得很辛苦,尤其是「每股虧兩毛九」,他不知道達雅語怎麼講股票。

但最後一句大家都懂了。

瑪妮嬸說,好。


上船之前,我忍不住跟他說:

「我現在知道你們中鋼為什麼能在江湖上立足了。」

「蛤?」

「靠三件事。夠狠、產品硬、子公司多。」

他想了一下。

「交期也準。」

我沒有話講。


船開走的時候,兩個村子的人站在碼頭上。

那是我看過最安靜的送別。沒有人喊,沒有人揮手,大家就站著,看那艘船順流而下。

阿威坐在船尾,背對著他們。

「你不回頭看一下?」我問。

「不用。」

「為什麼?」

他沒有回答。

過了很久,大概轉過兩個彎以後,他才說:

「會哭。」


尾聲

這件事有兩個後續。

第一個是,中宇環保工程真的接到了那個案子。規模很小,小到大概沒有人會在財報上注意到。我查過中宇的公開資訊,找不到單獨列出來,因為那個金額大概連四捨五入都進不去。

但東西是真的裝了。拉特娜傳過照片給我,兩座水槽,加了蓋,旁邊立了一根牌子。

牌子上是中文: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。底下一行工程編號,再底下是完工日期。

沒有一個字跟這條河、這兩個村子、或那四十一個人有關。

她說沒有人看得懂那寫什麼,但大家都覺得應該留著。

第二個後續是,我們回國的第二個禮拜,巴格達交易日照常舉行,地點中鋼集團會館三樓交誼廳,下午兩點。

那天他一句話都沒提印尼的事。

一直到快結束的時候,樂樂問他:「威哥,晚上吃什麼?」

他從卡本裡抬起頭。

「好問題。」

我當時實在忍不住。

「你在婆羅洲把六百個人的尿變成金色的,現在你連晚餐都決定不了?」

全場安靜了一秒。

他把卡本闔起來。

「那不一樣。」

「哪裡不一樣?」

「那個有解。」

他站起來,拍拍褲子。

「晚餐沒有。」


(後記:那年之後我又跟他出國三次,三次我都還是喝了。

第四次出發前,我在自己的行李箱裡發現一板B群。不是我放的。

我問他幹嘛。

他說:「你自己知道。」

我還是每次都喝。)